基本信息
人物身份与文本定位男主人公的妹妹，退役军官之女，曾在斯维德里盖洛夫家任家庭女教师，因拒绝庄园主的追求而被逐出并毁坏名誉，后由对方遗孀公开澄清，随后经人介绍与卢仁订婚。她是六十年代俄国女性就业处境的一个截面：受过教育、需要自谋生计，可从事的职业不外乎家庭教师与翻译，而在这些位置上她的名誉始终掌握在雇佣她的人手中。
出场语境先由母亲的书信交代，她的决断、她的牺牲与她的婚事都在信中成形，之后她本人才带着冷静的行动力到场。结构上她是家族伦理的支点与男主人公自尊的镜子，她以婚姻为家族购买前程，这一安排使男主人公的全部理论在家庭内部失去立足之地。
性格结构辩证分析她的性格由自尊与自我牺牲的紧张关系构成。她愿意为哥哥的学业与母亲的晚年把自己交换出去，同时拒绝在交换中失去人格：她答应与卢仁的婚事，却从未答应服从他的评价；她在宴席上为被诬陷的人辩护，为此当场毁掉婚约；她面对斯维德里盖洛夫时取出枪并扣动扳机，子弹擦过而未中。
这一组合使她不同于无条件的奉献者。她的牺牲有边界、有定价、随时可撤，这一特征既是她的力量，也是她的自我矛盾，她以自尊重建了牺牲的意义，却仍在用自己作为家族的支付手段。
心理机制与精神谱系她的心理机制是家族责任与个人尊严的合算。她不是被动的女儿，而是家庭决策的核心执行者，母亲来信中的计划多半出自她的安排，这一点常被忽略。她清楚婚事的性质，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接受卢仁的条件是因为她判断这笔交易能换来母亲的安稳与哥哥的前途；当卢仁的行为暴露他要把婚姻变成一场对人格的收买时，她立刻终止了交易。
精神谱系上她接近六十年代俄国务实女性的类型，理性、能劳动、敢决断。她的创伤并不来自贫困，而来自被评价与被议论的经验，庄园事件之后她以激烈的方式维护名誉，说明她深知女性在公共注视中的处境。她的信仰结构相对薄弱，宗教在她的动机中不占位置，她的行为依据是责任与自尊，而不是救赎。
人物思想内核与价值观她的价值观可以概括为有条件的给予。她承认对家人的义务，也坚持义务的履行不得以人格的降格为代价。她以此在索尼娅与卢仁之间划出第三条线，既不接受自我抹除式的献身，也不接受把婚姻做成一份人身契约。
她的自由观落在选择权上，她可以决定自己交付什么、交付到何种程度、在什么条件下撤回。善恶观上她判断人的标准是行动与诚意，而不是说辞与体面，这正是她与男主人公的分野所在：他以推理划分人的等级，她以行为辨认人的品格。她并不进行系统的思考，她的观念只以决断的形式出现。
文本叙事功能与镜像关系与索尼娅构成两种自我牺牲的对照。两人都把自身置于家族的支付链上，区别在于杜妮亚始终保有撤回的权力，索尼娅的交付则无法收回。杜妮亚以拒绝证明了牺牲可以被限制，这一结论对男主人公构成直接的现实反驳。
与男主人公构成道德优越感的检验。他自认非凡者，同时依靠妹妹的牺牲维持生活，这一事实使他的推理在家庭内部失去凭据。她与索尼娅共同构成对男主人公的两种救助路径，一种提供日常生活的出路，一种提供信仰的出路。与斯维德里盖洛夫的关系揭示她对自身价值的坚持，她拒绝以恐惧换取安全，也拒绝以爱换取对方的解脱，她的拒绝使一个体系失效。与卢仁的关系则证明她对体面秩序的理解远比他清醒。
人物局限性与矛盾裂隙她的形象在叙事上受到框架限制。她的能动性主要通过拒绝来体现，拒绝庄园主，拒绝未婚夫，拒绝兄长的不义要求，全书没有为她安排一个由她主导的建设性行动。她的动机也始终由家族中男性的利益定义，她的选择被叙述为义务的履行，而义务的内容由她所处的位置给出。
婚事的解决方式同样值得审视。她在尾声与男主人公的朋友结合，劳动、日常与温和的幸福被安排为她应得的报偿，这一处理使她的牺牲获得奖赏，却也把她的未来收拢进私人生活的安定之中，与小说其余部分的激烈思辨相比，她的结局缺少被思考的重量。此外，她在与男主人公的争执中反复使用的道德语言，仍是在既有性别规范之内维护自身的清白，其反抗的限度由此清晰可见。
文学史典型价值她属于俄国文学少女形象的谱系，把普希金笔下以贞洁与拒绝确立人格尊严的传统带入城市贫困与女性就业的新语境，同时也预告了六十年代关于女性自立与新人的讨论。
在人物学层面，她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非救赎式的伦理可能：不通过苦难，也不通过理论，而以有边界的责任维持人的完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通常以极端人格为重心，她与他人构成的这种温和形态是谱系中必要的一极；二十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中那些以拒绝为行动的女性人物，都可以在此找到较早的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