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人物身份与文本定位预审官，负责调查放债老妇与丽莎维塔被杀一案，年约三十五岁，外表松懈、体态臃肿、语带戏谑。他是1864年司法改革之后新型侦查人员的文学投影：侦查程序公开化、口供主义与心理取证的混合形态在他身上得到具体呈现。职位使他代表世俗法权，方法却使他越出法权的技术边界，成为一个以心理学为工具的审讯者。
结构上，他与男主人公构成全书最持久的对话关系。数度会面从警察局的偶遇开始，经预审官办公室的走访，终于最后一次登门摊牌，每次都以闲谈的形式展开，实际是审讯的逐级推进。他不是障碍而是推进器，他迫使犯罪者的理论在实践层面接受检验。
性格结构辩证分析他的性格由掩饰构成。外表是喜剧性的，体态松软、衣着随意、笑声尖细、言谈跳脱，甚至自称头脑糊涂；内里是精确的观察与持久的耐心。他把审讯伪装成闲谈，把逻辑压力伪装成插科打诨，把注意力伪装成走神。笑是他的工具，因为他知道被低估的对手会说得更多。
矛盾性体现在他的两重身份之间。作为侦查员，他必须摆脱伪证的诱惑，这是法律对程序的要求；作为一个人，他对嫌疑人怀有近乎喜爱的兴趣，这份兴趣既是职业性的也是人格性的，他真正好奇的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如何与自己的良心共处。冷酷与温情在他身上同源，两者都出自一件事：他把人当作可观察的对象，同时也当作可理解的灵魂。
心理机制与精神谱系他的方法以心理学自命。他清楚自己手上缺少物证，于是把重心从证据转移到嫌疑人的天性与良心上，通过反复触及关键节点制造自我暴露的时机。惯用技术包括绕道提问，让对方在纠正夸张时自己交出信息；制造时间压力，使沉默本身成为刑罚；故意泄露部分已知事实，试探反应强度；以及把对抗转化为共谋，让嫌疑人产生一种被审讯者比朋友更理解自己的错觉。
精神谱系上，他是俄国官僚理性与欧洲实证方法的合成物，同时携带一种近乎宗教的信念，即良心本身会完成审讯工作。他不把法庭当作最后的裁决者，他相信真相会自行走向开口，这一信念使他既是现代侦查技术的实行者，也是这套技术的神学外行。审讯推到极限之后他转而劝嫌疑人自首，并承诺为其争取从轻，这一步把他的立场从追诉者挪到了救赎的配角。
人物思想内核与价值观他的世界观是秩序本位的。在他看来社会秩序需要以法律为界，越界者对秩序的伤害远大于其对具体受害者的伤害；善恶观因此带有形式主义倾向，行为是否符合规则比动机是否高尚更重要。这套立场的强项在于排除浪漫化的英雄推理，弱点在于无法回答法律的边界来自何处。
他的自由观承认意志的自由，却否认越界的正当性，认为人可以自由地想，不能自由地做。罪罚观上他把罚理解为社会性的偿还，目的在于复位而非净化，因此他关心判定与程序，而不关心灵魂的重生。对他而言让犯罪者自首本身就是最经济的方案，它同时满足程序与良心，且不需要并不存在的证据。
文本叙事功能与镜像关系他占据与男主人公分量相当的对话位置，两人之间的言语较量是复调结构的典范，两种立场谁也无法吞并谁。与斯维德里盖洛夫形成锋利的对照：后者完全无视法律，把法律视为只对有顾虑的人生效的装饰；他则把法律视为唯一能收拾虚无的框架。两人都是意志的观察者，一个用于解救人，一个用于利用人。
与索尼娅的关系是他无法处理的另一极。她站在法律之外，却不需要审讯，也不需要申请赦免，她以怜悯对待罪人，这使他的方法论失去着力点。与卢仁的对照则揭示两种法权姿态：卢仁把法律当作盾牌与报复的工具，他则把法律当作职责，前者使法律显得卑劣，后者使法律显得有限。他的存在还使男主人公的理论被迫从书斋进入对话场，理论在此第一次遇到一个不肯被说服的对手。
人物局限性与矛盾裂隙他的手段在道德上留存疑虑。以言语暗示制造让无辜者认罪的局面，以心理压力代替证据，这些做法越过了侦查的边界，把嫌疑人当作可以合法施压的对象。文本对这一面缺少自我反省，这种沉默本身即是问题。
方法论的界限同样明显。他能迫使犯罪者归案，却无法处理犯罪的根源；他让男主人公自首，却不能让他复活；他承认自己的作用只是开启程序，把人的转变交给他人。他还留有一处常被忽略的弱点，案件中出现过无辜者主动认罪的事故，说明以心理学取供可能伤及旁人，这一点被他的胜利者形象部分遮蔽。最后，他善意的劝说中夹杂着现实计算，结案的压力与他个人的怜悯分不开，他的宽厚因此并不完全无功利。
文学史典型价值他是世界文学中最早被完整塑造的心理审讯者形象之一，其审讯法先于现代犯罪小说的侦讯叙事，也先于二十世纪法学对审讯心理的研究。他不依靠暴力与物证，而依靠对话与良心，这一设定把侦探角色改造为道德辩论的一方，使犯罪小说的框架得以承载哲学论战。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谱系中，他属于秩序的守卫者序列，与后来的法官形象、宗教大法官构成远亲。作为复调对话中的对位声部，他证明作者不必让对手沉默也能让另一立场成立；就人物学的意义而言，他是把程序正义写进道德小说的关键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