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人物身份与文本定位外省地主，曾涉军界与赌场，年约五十，因债务由妻子玛尔法·彼得罗夫娜为之清偿并与之缔婚。婚后他的庄园构成一桩丑闻的中心，一名仆役的自尽、一名少女的死亡、与家庭女教师的纠葛，他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妻子去世后他进入彼得堡，成为男主人公的追逐者与旁观者。
结构上他是小说的第二重心，与男主人公构成严整的平行线：两人都在道德界限之外行动，都在事后无法回到旧的世界，都以彼得堡为舞台。他不推动情节的常规进展，而在关键节点出现，为男主人公提供犯罪后的镜像视像，因此在文本中同时是潜伏的威胁与思想的同谋。
性格结构辩证分析他不是无原则的恶棍，也不是伪装成恶魔的浪漫主义人物。凶残、冷静、享乐、沉迷与残余的怜悯在他身上同时活动。他具备极高的自控力，在庄园中他不曾对家庭女教师使用暴力，这一克制的理由并非道德，而是自尊，他不肯承认自己需要强迫。
他的核心矛盾在于对意义的追求与对意义的彻底不信。他渴望被他人承认，希望有一位女性以爱承认他的救赎，同时认为一切价值都只是欲望的美化。他会把骗局说得很坦白，把罪恶说得很随意，这种坦白不是忏悔，而是自我观察的结果。他在男主人公身上看到同类，也在自己身上看到对方的结局，两人之间的互相承认是全书最冷酷的一段对话。
心理机制与精神谱系驱动他的不是贪婪，而是无结构的自我意志。他代表一种推到尽头的个人主义：不做理论上的辩护，只做效果上的选择，只要结果在自己手里，就无需向任何法则交代。这一形态在思想谱系上先于后来欧洲的超人变体，它证明越界的完成形态不需要哲学，需要的只是耐心与无聊。
无聊是他真正的处境。恶行已经不再刺激他，他能凭经验用语言侵入他人的心理，却无法为自己制造目标。他向男主人公描述自己设想的永恒：一个乡下澡堂，角落里布满蜘蛛。这一意象精确标示了他对无意义的直觉。他保留着半截良知，因此会在结尾安排后事；自尽不是恐惧法律的结果，而是对毫无变化的时间的拒绝。这一死法使他的体系自我封闭，既然没有法则，也就没有可以承担罪责的主体，自杀于是成为他唯一能为自己的存在做出的确定之事。
人物思想内核与价值观他的世界观建立在一个判断上：人性中不存在有效的道德约束，存在的只是习惯、计算与害怕被发现的顾虑。他因此把善行视为趣味的延伸，把恶行视为能力的证明。
他的自由观是不受任何外部规范与内部悔恨约束的绝对自由，代价是丧失一切可为之事的意义。善恶观上他并不否认善恶的区别，他取消的是二者对自我的约束力。罪罚观在他的体系里失去支点，他承认自己做过的每件事，也不需要被赦免，这种对罪的坦然使法律无从施加惩罚，却让生活本身成为无法忍受的刑期。
文本叙事功能与镜像关系他与男主人公构成直接的镜像。两人共享越界的逻辑，区别在于男主人公需要理论，他不需要；男主人公还需要证明自己属于特殊类型，他早已放弃这类虚荣。他比男主人公先走完这条路，并在路的尽头展示结果：没有惩罚，也没有重生，只有无法摆脱的时间。
与索尼娅的关系揭示他体系中唯一的裂缝。他给她钱，为她的家人安排去处，恶者向善者示好，这一行为既是往事积压的偿付，也是一种审美上的致敬，他尊重这种自我交付的彻底性，同时清楚自己不会进入其中。与杜涅奇卡的关系是他最后的赌注，他试图以爱换取重生，被拒绝后没有施暴，这是他对自我形象的守护，也是他体系的一次失效。与卢仁对照，他坦承自己的恶，卢仁把私利包装成美德，两人都是男主人公的镜像，一个在法外，一个在法内。
人物局限性与矛盾裂隙他的坦白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正是这种说服力构成对读者的陷阱。一个把所有恶行都讲得如此清楚的人物，容易在阅读中被转化为有魅力的虚无主义者，文本并未完全抵抗这种转化。他关于恶的言说几乎没有成本，他从未承担被他毁掉的那些人的视角，被他的行为推向死亡的仆役与少女在小说里没有名字与声音，这是人物塑造上的空白。
另有一处裂隙在于他所谓的救赎。他把希望寄托在他人的爱与承认上，这一设计使他看似一个等待救赎的罪人，但他的自尽发生在爱被拒绝之后，说明他寻求的是赦免而非改变。他的死因此无法被读作赎罪，只能被读作一种体面的退出。
文学史典型价值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第一个结构完整的虚无主义人物，其谱系向后接通《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他把恶从戏剧性犯罪还原为日常生活里的无聊与自我意志，这一还原使现代文学对恶的描写摆脱了浪漫主义的装饰。
在人物学层面，他示范了阴影人物的构造方式：作为主人公的镜像而非敌人，他使主人公的命题获得了可见的后果。这一技法被二十世纪小说广泛继承，凡是需要在人物身旁安放一个可能结局的写法，都同他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