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人物身份与文本核心定位这里讨论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整套职能分层。最上层是典狱长，被写成一位高尚而明理的人，偶尔会节制下属的暴行；直接管束囚犯的是少校，囚犯给他起的绰号是“八只眼”，据说他不必细看就能知道监狱另一头发生了什么；再往下是常驻狱中的士官、警卫队军官与押送兵、看守大门的残疾军人，以及军医院里的值班医生、医士和下士。
他们的共同身份是制度的执行端，而不是制度本身。少校的任意体罚、士官的日常看管、医生的诊断与登记、警卫队军官的巡查，各自属于不同的系统，却共同构成一台对两百余人拥有几乎绝对权力的机器。他们在文本中的功能是清楚的：使专制权力第一次以可描述的日常形态出现在俄国文学里。
性格结构辩证剖析（反扁平化）暴虐与可欺在同一个人身上并存。少校以“扑向人”著称，任意决定体罚与没收，却相信一个囚犯是杰出的画家，被哄骗近一年之久，甚至因为被称呼为少校而对自己的身份排名暴怒。以权力的名义施行的暴力，同时也以权力的名义被轻易欺骗，这种自相矛盾使他不像纯粹的恶魔，更像一种失控的装置。
看守与被看守者的界限同样并不稳固。押送兵会为了钱替囚犯带路出城，残疾军人在囚犯面前沉默不语，只求不出差错，他们对上级的畏惧不亚于囚犯对少校的畏惧。权力的执行者处在等级链的中间，向上无限顺从，向下近乎君主，这两种姿态互相支撑。至于那些被囚犯记住的善良长官，他们被记念的原因不是宽大，而是把人当人看待。
心理机制与创伤异化谱系体罚与条例构成这一群体的操作性语言。当少校喊出“我是沙皇，我也是上帝”时，暴露的是权力自我确认的机制：它需要通过彻底占有一个人对自己的敬畏来完成自身。行伍出身的军官尤其容易产生这种膨胀，军衔把服从链条倒转过来，长期被压在下面的经验转成对下级的无限索取。
醉酒是暴力的加速器，也是权力合法性的自我消耗。少校常常醉着巡狱，囚犯对“八只眼”的畏惧因此带着轻蔑的成分：他们知道他的判断靠不住，也知道他上面还有人能管住他。这个群体的心理并不神秘，它由可以预期的三样东西构成：罚、酒与对上级的恐惧。
场域化价值观与生存逻辑被管理者的生存逻辑是绕过而不是对抗。贿赂、走私、找中间人、向长官献艺、把情况捅给勤务兵，这些手段构成死屋真实的日常政治；囚犯们很清楚，与制度的冲突几乎不可能有胜算，因为制度可以逐级上调惩罚的强度。与之相对，管理者的逻辑是向上服从、向下无限，两者的结合使这一场域既残忍又稳定。
请愿一章提供了这一逻辑的完整演示。囚犯们因伙食恶劣而鼓动集体请愿，领头人热情、渴望正义、极度真诚地相信正义可以立即实现，另外一些人则担心秋后算账。事件虽被压抑着的普遍不满推动，最终仍然失败，原因既有领头人的鲁莽，也有内部的利益分歧：长期郁积的痛苦始终先于统一的行动，而行动的失败又反过来证明，顺从是唯一划算的策略。
叙事功能与人物镜像谱系关系这一群体承担全书的制度批判功能，并与囚犯群体构成严格意义上的镜像。看守同样处在一套等级规训之中，同样害怕被上级盯上，同样参与微社会的经济往来，同样在权力面前表演忠诚；囚犯能够识破长官的软弱，长官也必须依赖囚犯的监视，双方靠彼此的不信任维持秩序。少校需要狱中的告密者，囚犯需要可以行贿的押送兵，这就是死屋真实的关系图。
与加津的暴力相对，官方暴力是合法的、程序化的、可以预期的，这一区别是全书政治批判的核心。刑罚的可怕不在于疼痛，而在于它来自一个不允许申诉的程序。与此相对，文本又用一组记忆给出另一种可能：囚犯对宽厚长官的怀念远多于对酷刑的控诉，几句话说得好，他们就像孩子一样复活。承认与羞辱被写成两条相反的管理路径，这条路的选择权掌握在权力的手里。
人物局限与辩证批判（中立客观）作者把制度问题很大程度地还原为个人品德。善良长官的存在被用来证明“关键在于人”，批判的锋芒因此停在少校式的个人暴虐上，刑罚体系的法理基础、流放经济与农奴制之间的连动较少被追问。把专制权力写成几位酒鬼军官的脾气，是文学的有效选择，也是思想上的收窄。
请愿一章的叙述同样保留了观察者的俯视。群众的政治幼稚被反复强调，领路人被写成热情而缺乏手腕的人，失败被归因于囚犯自身的不成熟与分歧，而制度对集体行动的结构性封锁只是背景。这样一来，忍耐被证实为理性，反抗被证实为徒劳，文本对此没有提供任何相反的想象。
文学史典型价值与思想意义这一群体使《死屋手记》区别于此前以罪犯为中心的通俗叙事。它把监狱写成一套装置：有层级，有职能，有赏罚，有可供绕行的缝隙，也有无法申诉的程序。后来的监狱书写，从萨哈林的调查笔记到《古拉格群岛》对押解队与机关体系的记录，都沿用了这种以职能与层级为对象的观察方法，而这种方法在俄国文学中的起点正是这里。
就文学史而言，它标志着俄国文学对专制国家日常运作的第一次系统转写。赫尔岑把这部书读作尼古拉黑暗统治出口处的铭文，针对的主要是这一部分：读者在其中看到的不是异域的奇观，而是一种正在运行的国家。作者本人在苦役中的四年经验，使这些职能获得了具体的面孔与固定的口吻，而这种具体性，正是证词区别于控诉的地方。